但刑法处于基本法和保障法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它应当是以公平与正义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选择。
但笔者认为，物权法暨所有权制度也是人类社会关于财产制度历史实践的产物，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前苏联学者克利申认为，国家只是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监督全民财产的合理利用和增值。
三、法人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及私人所有权关系拷辨 所谓法人所有权，是指法人对其依法获得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⑧]布莱克斯通认为，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如此严密，以至于不能允许对私有财产权的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甚至哪怕这种侵犯是出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考虑。由此可见，法人所有权仅是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实现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已。比如：国家所有权概念有无存在的必要？国家所有权能否适用私人所有权的法律规则？国家所有权能否在《物权法》中加以规定？等等。掌握国家机器的极少数人基于人性自私的一面往往假借国家或全民的名义使所有权与公权力相结合而大行其道，导致官商勾结的官僚经济以及国有垄断利润未能足够惠及于民现象的出现，与民争利，形成特权阶层，从而挤压私人生存空间，危及市民社会。
[23]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学者凯纳普进一步认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会所有，所有者虽为全体人民，但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所有者。讨论所有权概念不得不正视经常困扰人们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近几年发生的类似佘祥林、赵作海等人的冤案不会是偶然的，这些案件表面上是由严重的刑讯逼供造成的，实际上与其背后的具有明显弊制特征的司法运作体制有关——这些错案没有一起是经过诉讼程序主动发现的，总是在被害人复活后才得以纠正——这至少说明了中国的司法运作机制及程序已经部分失效。
所不同的是，在推行宪政体制的国家里，他们对于宪法之虚采取了一系列变虚为实的措施，或加强了宪法对社会法律生活的监控力度，或直接让宪法进入司法操作程序，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变得具有鲜活的、可以被直接援用的生命力。六、从实效关系论，宪法是务虚法、刑法是务实法的搭配模式有无讨论的空间？ 宪法是从国家全局角度对主要与重要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这就迫使它只能对相关的每一个问题作出纲领性规定，而纲领性规范的特点是只提号召性原则，却无规范的制裁措施。（三）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刑法的保障职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加强。在我国宪政理论方面，有的把宪法看作是社会革命或变革的结晶，还有的认为它是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不论是从那一方面考虑，宪法是政治法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近代以来的法律生活却已不可能无视宪法的存在乃至鹤立独行。如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权原则，这是否意味着刑法就一定要消灭死刑制度或取消一切的重刑措施？它们之间在价值论上就一定是对立的吗？其二，刑法的独立性影响到它对宪法控制的态度。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因此说宪法是政治法是有依据的。这说明约制刑法不是以范围大小作为前提，而是以宪法实际约制刑法的效果为标准的华夷之辨的一个方法论表达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在这种华夏文明中心论下，晚清士人确信，即使武力上败给了西方列强，但这种冲击力也不能够摧毁华夷框架。
从表象上看，晚清士人的政制观念正一步步地演进，当时把宪政实践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仿行立宪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立宪政体的选择，从深度精神结构上来分析，这种支撑这种选择的依旧是华夷之辨和中体西用的顽固框架。当时人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晚清朝野在应变对策上，每随外患日甚而产生一种新的认知，从海防不修而追求稳固海岸线，鸦片战争失败而追寻坚船利炮，又知自然科学的功用，最后归结于政教修明方可根本上实现退虏和送穷。叁就此而言，华夷之辨框架下的跨语境实践所导致的宪政观念的异化，一方面可能确有淮南淮北的因素，另一方面在顽固的华夷之辨的自我文明观中心主义统治下，域外观念和制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要接受过滤和重塑，而过滤和重塑的根据则来自于传统政教文本的解释。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但是，无论是基于客观的跨语境实践，还是出于不同动机的词语滥用，宪政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发生和变异都是通过彼时主政者和知识人的内在的思想实践来完成表达的。从表象上看，两次封闭都缘于主政者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判断，而从深层次的历史和精神结构看，两次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实践又极为清晰地展示了中国人追寻现代、重建现代认同的急迫甚至焦躁。
如已经被奉为公理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西俗不知五伦，自当在文明之外。而如今西洋的武力进犯也同样不能够颠覆传统的文明观和天下观。
而这种矛盾的心态和屡遭挫折的师夷，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步入一个全新阶段时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思想困局和民族精神结构的错位。进入 王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书中论述了与近代中国宪政发展存有纠葛的宪法、民主、民权、科举、议院、训政、文治和立宪国等九个关键词。于是，置于转折点上的发展或变革，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一种向传统找寻现代资源的倾向，以接续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缺失了对主宰观念发生发展的思维模式的追究和清算，即使我们能够还原宪政关键词的本来面目，却依然无法激活近代中国宪政史的当代意义，依然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词语和观念的异化。这是近年关键词研究方法渐兴以来，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论作。
根据此种分析，我们可知变异的发生不同在于前者侧重于客观而后者可能更多归因于主观。肆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自我封闭，与之相对则有两次开放。
因为这从根本上关乎彼时政治和知识界精英所固守的政制和思想观念。但是整体上而言，作为一个承载了复杂意义的历史事件，近年来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研究却更多地流于制度史的史实叙事，或具体事例的背景性阐释。
而异化的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跨语境实践，二是词语滥用。1870年代，清政府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留英日记以《使西纪程》为名被总理衙门刊行，文中有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并针对晚清时局提出了效仿西制的建议。
这是一段很有意味的时论，这里投射出两个紧密相连的观念，一为制度主义进路的晚清宪政与追求国家富强之间的逻辑关系，二为它所揭示的传统中国政教之间的伦理或映射关系，也就是说技术、制度等与学术或知识之间的伦理或映射关系。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一种把外来事物与本国固有事物关联起来，视外来事物为本国固有事物之具体表现的附会逻辑便显现出来了。就此而言，检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的跨语境实践的关键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厘清宪政及其关联范畴的原初义涵，更重要的是要清算我们究竟为这些外来观念预备了何种语境，我们展开的实践所意图达到的预期是什么？决定此种语境和实践的思维模式和预置观念是什么？如果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来重新阅读中国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我们将会激活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使得历史事件从文本走向实践。两次封闭都出于自我的主动，但开放则是对这种自我的反思和冲破，使得这种开放有着很浓厚的被迫意味。
其竟无善耶，则宪政必不立，而吾国必亡。这种附会逻辑一方面从表现形式上过滤和重塑了外来的事物，使之契合于时人的预期，另一方面也使得输入外来事物的正当化逻辑顺应华夷之辨的文明观。
在晚清士人看来，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周边异姓民族侵犯甚至入主中原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摧毁华夷框架下的中国文明体系。中国宪政史的观念意义被轻视了，换句话说，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晚清以降的立宪运动并没有规模性地成为一个思想史事件，从而对我们在多种视角下认识和评估其历史和政治意义提供智力产品。
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朝野保守势力的抵抗中获得艰难的推行，在于它固守着一个极为清晰的本体论前提，即华夷之辨，并且就此确立了其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路线的具体内容。
这在研究进路上恰好与关于五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王人博教授最近领衔出版了《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一书。可见轩然大波之引起，聚焦点便在于郭嵩焘所言之夷狄之文明上。可想而知，在这种人己关系指导思想下，因中国与西洋诸国各自坚守的国际秩序观的不同，必然会投射到对外来政教思想的处理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晚近三十年来思想界的诸多论争，还是1840年代以降七十年间的历次论战，都是对此种逢迎与衔接的痛苦回应。
在笔者看来，这种局促和困窘来自于门户开放之后所日显的送穷的现实性逼迫，而对近代中国而言，除了送穷之外，还有退虏的政治诉求。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描述，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
且并不系乎今日之国民，实系乎先民之政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中国一方面要逢迎西方世界的现代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对域外新观念的贯彻和落实又被要求冠以特殊性的话语，以此保证与传统的文化和政教进行历史性的衔接。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论调，而这要是提早三十年则定会引发轩然大波。文章来源：《读书》2013年第4期，原文略有删节。